如何评价李大钊的为人

如何评价李大钊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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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李大钊的为人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相一致的,是建立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刻苦学习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明显地有他个人的特点.认识和评价李大钊这种个人特点,是不容易的.本文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期引起读者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学说,它有自己“完备而严整的”（列宁语）的科学体系,在原本上有它的客观内容,是一种客观存在.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又必然要通过人这个媒介,必然要通过人的各种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这样,经过各个人自己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完全同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经过各个人的主观而带上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这种带上各种不同主观成分、带上不同时代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正在发展流动中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从学术观点看,从学术发展史的观点看,一种学说从文本到现实必然要经过这种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虽然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一种科学理论而出现的,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政治性与实践性的理论,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社会运动、政治权力与组织制度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它的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以及评价,就必然不能完全以学术观念为转移.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来说,学术上的科学性才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⑧.所谓正确,自然是指反映一种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指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反映.但是,当人们判断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与不正确,是符合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由于上述的特点和原因,政治的因素往往会起着主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性与科学性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就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在这两者之间要想解决好,历史证明是很不容易的.
　　原本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是世界统一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但各国不可能完全统一,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会因时、因人而异.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选择、运用、阐释与评价,都大体上是照搬苏联的,是大体上移植了苏联共产党人在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而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判断一切理论或事物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是非标准.这种情况,直到确立毛泽东为全党的领袖之后,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掌握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在理解和评价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前,所必须首先明确的.
　　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第一,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尚未被泯灭的文化气氛（这种气氛基本泯灭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在毛泽东领导全党后又逐步重新得到恢复和弘扬）,而李大钊又是深受这种气氛浸染的人；第二,是由于在党成立的初期,党还没有建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当时迫切的现实需要,使有责任心、有条件、有创造精神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敢于并且能够做到不依傍,不等待,自己站出来去积极回答现实需要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离开以上所述的两个主客观的条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会出现.
　　正是由于以上这种情况和原因,李大钊理解宣传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后来人在理解和评价上遇到困难.第一,它不同于当时照搬苏联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第二,它也不同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他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当中,除去与上述两者在基本点上完全一致和相通（请注意：这是最主要的!）之外,还提出以上两者所没有的、所忽视的、甚至所排斥的某些观点和问题,并且把它们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或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地位,来加以比较、分析或批评.有的是他从特殊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系统地深层次地、远距离地去回答现实中某些问题.李大钊的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如果用一种简单的流行的现成标准去对他进行评价,就必然使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粗疏武断之感.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这种研究方法.
　　对于李大钊在当时条件下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在理解和评价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至少注意三点：第一,首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自然是指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忠于它的精神实质；第二,应客观地面对现实,立足于现实,对现实的需要作出深刻的本质的考察；第三,应对照已被实践所检验的党的历史经验.以上三者,应尽可能统一起来.
　　如果上述的三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以下三点最值得我们重视,最能体现他个人的远见卓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实事求是学风.
　　（一）从一开始就注意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开一个好头.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首先表现出特别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即忠于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力求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一开始,就使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伟大学说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了解,从而保持这一学说的科学性与神圣性,为马克思主义今后的传播与胜利,开了好头.他1919年5月（按：这是指预定发表的时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作.
　　在李大钊以前,中国自然已早有人提到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主张,但是,中国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来宣传,却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18年,李大钊先后写了关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解密切相关,但这还不是他自觉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直接提到这场革命“是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⑨,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他却并没有着重去阐述.也可以说,李大钊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未作出较深入较系统的研究与了解之前,他是不愿意轻率地或孤立片面地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而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面对一种新的时髦学说,采取这种轻率态度的人实在并不罕见.李大钊在他写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准备,才在适当的时机（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适当的场合（《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以适当的内容形式（系统的专题研究论文）,向中国人民极其庄重地介绍了这一代表世界新潮流适应人类争取彻底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新需要的新理论.必须认识到,李大钊这样做决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也就是说,李大钊是在自觉地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一个好头,开一个好头,是在自觉地力求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完整地而不是孤立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在自觉地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比较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给中国人民留下崇高、神圣、集中人类高度智慧而又反映人类美好理想的印象.毫无疑问,李大钊的这种选择和这种做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翻开历史,在当时与李大钊齐名的陈独秀做得究竟怎样呢?我们稍加比较就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比李大钊要晚一些.1920年9月,他发表的《谈政治》,应视为他转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首先重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态度问题,并没有首先向人们介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什么,而是以谈政治为名孤立地谈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其中一部分,即关于政治或国家的某些观点,其集中目标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批判德国社会党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他的基本结论是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始,按照党早年曾经流行的那种思维逻辑,自然是最最革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以常见的那种流行的标准为依据,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和中国的客观现实为依据,那么,陈独秀的这种选择与李大钊相比,显然不能说更正确、更革命,而是他确确实实为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帮了倒忙.
　　第一,马克思主义自然十分重视政治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与常见的传统的政治学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是它决不孤立地谈政治,决不就政治谈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并不是政治,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孤立地谈政治,就政治谈政治,对于历史和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作出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也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选择以此作为开头,正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浅薄.
　　第二,陈独秀所谈的内容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当时的实际需要也是根本脱节的.中国人民当时所受的痛苦是什么,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多数人依靠自己的切身经验和直观感受也可以说一个大致不差,而在此之前,陈独秀也未尝不知道（如他的一些文章中所表现的反对外来的侵略与反对军阀、官僚、政客等）.但是,他这时却突然一变；认为“世界各国（着重号引者加,下同）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陈独秀所说的“各国”,毫无疑义是把中国也包括在内（他其后的一些文章也可证明）.也就是说,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民当时所受的最大的痛苦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所造成的,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全面彻底地对资产阶级,搞无产阶级专政已是当时的“第一需要”.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强调在中国反对“马格斯修正派”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这种“高论”,离当时中国的现实是多么遥远!同时也不难判断,象他这样的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究竟会起什么作用!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有利也有不利,最大的不利就是,人们一开始就以一种简单的模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流行着种种恐惧症和误解.1918年7月,李大钊就指出,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认为这是“非常之祸变”,表现出“惊骇”和“恐怖”⑩.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如何在中国宣传俄国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实在是真正热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又思想作风纯正的人所不能不慎重对待的问题.我们只要了解这样一个前提背景,就不难理解李大钊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种的宣传是多么必要和难能可贵!而陈独秀的那种宣传,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来看,或从客观形势的需要来看、从无产阶级的主观力量与战略策略来看,都不能说是高明的,正确的.陈独秀为什么这样做?应该说不仅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关,而且主要地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学风与政治品格有关.
　　人们知道,陈独秀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时候,就表现出思想方法与学风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他往往喜欢用故作激烈和走极端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他喜欢发表超前性的言论以惊世骇俗,以显其急进.陈独秀的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与学风,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但没有改正,而且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作为旗号,进一步有所发展.他有意无意要把革命、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渲染成吓人的样子,他的《谈政治》就是这种倾向的最早表现.其实,他这种革命性真正是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而且又极容易走向反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这种带头和开头,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曾经起过很大的消极作用.
　　以上是从万事开头难、开头最重要这一角度来谈的,现在,再着重从内容上将李大钊与陈独秀作一对比,看看他是怎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一个良好的开端的!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完整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独秀比较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则是他1922年7月1日发表的《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距已约三年.但是,两文需要回答的问题却是基本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需要从整体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必要先来求教于列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列宁指出：“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列宁就是在以上的总体把握之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精辟简要的介绍.这就是：（一）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剩余价值）；（三）社会主义；（四）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列宁所说的第一个内容是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这里列宁谈到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人们要想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他内容,却必须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介绍,应该说是最完整、最准确的.我们用列宁的这种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理解和宣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距.
　　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中也试图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一是剩余价值；二是唯物史观；三是阶级斗争；四是劳工专政；而其中剩余价值一项占全文内容大约一半.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把握与列宁的思路是很不相同的.他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陈独秀的这种介绍,和他平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内容也是一致的.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很有影响的.1921年2月1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又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⑾
　　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少地方是生吞活剥的,混乱的.把自己标榜为“极端的马克思派”本身就妨碍他科学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和陈独秀是最为一致的,而且互相配合和呼应,这在他主编的《向导》报上反映得最为突出.蔡和森这里虽然首先提出唯物史观的内容,但从实际上看,他还并不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因为他把阶级斗争放在唯物史观之外,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政治观；因为他把唯物主义史观仅看作是“在历史上发明”,而不理解它是和马克思的一般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这种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应用.这样,虽然蔡和森突出地提到了唯物史观,但实际上他却并不确切理解唯物史观.至于在蔡和森的著述中,则更很少进一步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和陈独秀、蔡和森比较,只有李大钊的文章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请注意,我说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把握,而不是指其中的个别论点.如人们所知道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不是他的成熟之作,所以他在接受国外研究成果时,还没有更多地体现自己深入研究的成果,并对一些观点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这篇著作在首先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地位”以后,随即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在唯物史观这部分,李大钊比较详细、准确地引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基本原理,并且进而介绍论述与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个部分“联络起来”.他强调这种唯物史观“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从整体上说是完整的、准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和李大钊的同时代人相比,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在这方面达到和他同样的水平.
　　李大钊除去重点介绍论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外,还重点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的这种逻辑顺序和列宁也是一致的.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不但介绍了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而且介绍了平均利润率论、资本说以及资本集中论.并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之后,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按照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还有第三个大部分,即“社会主义运动论”与“政策论”,因为该文的篇幅所限,暂放下未谈.李大钊已经提出但未及论述的这部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那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理论.
　　综观以上所述,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论述为标准,将李大钊与其他同时代人加以比较,就不能不承认还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更完整一些,更准确一些,与列宁的论述更为一致.李大钊其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基本上就是以上述的总体把握为基础的.
　　（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对于马克思主义,人们不但切入点不同,而且学习的重点与宣传的重点也不同.以陈独秀和蔡和森为例,他们的重点更多是在直接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而李大钊则不同.李大钊自然也极为重视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发表过不少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但比较来说,他的重点却不在这方面.他研究宣传的重点更多地是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方面,同时,也较多地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相对来说谈得不深.这里着重谈他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与宣传.
　　唯物史观是李大钊研究与宣传的重点.很显然,这是与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解以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的理解有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李大钊是完全明白的.无论是阶级斗争,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社会主义,离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都不能有深刻的、科学的理解与说明.因此,李大钊虽然也重视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宣传,但他更重视唯物史观这一最为基础的理论.从现实需要来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历史性大变动当中,怎样科学地理解这种变动,怎样认清变动的历史方向,怎样更有效地推动历史的革命变动,等等,都迫切需要唯物史观这样的理论武器.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思想武器回答如何科学地理解中国社会变动的第一篇重要著作,是他1920年1月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处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中的惶惶然的中国人民的最好的开导,同时更是对于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的顽固派和保守派的有力回答.因为,从唯物史观看来,象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要想静止、平定、不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那些妄图阻止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阻止社会前进的顽固派的战斗篇章.
　　李大钊通过唯物史观使人们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条客观规律.认清这条规律,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切活动最重要的出发点.在唯物史观上,李大钊特别指出经济因素的极端重要.认为“历史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唯一的物质的要件”.⒀李大钊强调“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⒁这种看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更能深刻说明社会历史变化的实质.这与有的论者强调唯物史观的其他侧面,并把它放在最突出的地位相比,更具有科学性.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为了从根本上论证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胜利的必然性,是为了扫除阻碍这种运动的各种代表性的思想障碍,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参与这个运动的自觉性.李大钊并不象有的人那样把历史与现实分开.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所以,历史观“亦为一种社会观”.因此,批判反动的历史观,也就是间接地批判反动的社会观.反动的历史观最流行、最常见、危害最大的有：“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等等.所有这些历史观,都属于唯心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⒂非常清楚,这种历史观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多么大的反动作用!它把人民“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⒃使“那些永据高位有权势的人”,“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沦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⒄李大钊认为,通过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反动的唯心史观,就能大大武装人民的头脑.李大钊强调指出：“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⒅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国情（历史与现状）,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路人.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有《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等.李大钊的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这方面的成果为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并加以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