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怎样建设新农村?

中国将怎样建设新农村?
中国将怎样建设新农村?

中国将怎样建设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赋予“新农村建设”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将之纳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这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x0d一、新农村建设阶段的探讨和试验\x0d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就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为后人留下了行动上的范例和精神上的宝贵遗产.以当时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最为著名.\x0d到了20世纪末期,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社会与政府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时候,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则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目前的中国农村与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农村在衰败,农民的相对福利在减少,但今天的农村又可以说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在工业化积累已经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业而不是农业背景下的农村问题.\x0d在这一阶段,国内尤其是知识界比较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的提倡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当推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他们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共同判断,即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9亿农民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转移出去,将长期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新乡村建设的主张和理念,他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老年人协会并组织农民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接过梁漱溟、晏阳初等诸先生手中的乡建大旗,掀起了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除此之外,在当今的新乡村建设中,还有各类NGO在一些贫困农村开展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扶贫项目,他们也构成新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行动,他们的理念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即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经济学家当中也有提倡乡村建设的,茅予轼就在山西农村搞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他还与汤敏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保姆培训学校,专门培训那些农村来的姑娘,茅予轼建设乡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用市场的办法扶贫,并积极探索市场化扶贫的道路.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又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农村开展“新村运动”,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开拓农村市场服务,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经济学家们建设乡村的主张都是市场取向的,他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机构开展了旨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试验,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黄梅村治试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天村试验”等.我们把上述这些建设乡村的主张和活动都称之为新乡村建设,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因认识的不同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有的是村庄本位,有的是农民本位,有的则是国家本位,还有坚持市场本位的,当然,由于新乡村建设还处于讨论和试验的阶段,一些新乡村建设实践和主张并无清晰的定位.\x0d二、新农村建设阶段的基本取向和具体路径\x0d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村民自治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x0d从总体上来看,前一阶段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9亿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以前“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了“三农危机”的发生,而税费改革则是对三农危机的被动应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x0d前一阶段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乡村建设试验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庞杂,涉及生产合作、文艺娱乐、文化教育等诸方面,且更多是带有试验性质的理论探讨；而新阶段以政府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则将建设新农村推向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阶段,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指出了基本方向和具体路径,就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x0d首先,第一个层面的工作是反思并重构当前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调查,发现现行的很多农村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后果是破坏乡村,而不是建设乡村,以丧葬政策为例,国家强制推行火化政策,其目的是节约耕地,但这一政策在农村的推行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笔者在安徽肥西农村调查时发现,老人对火化是非常恐惧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会被烧掉,即使去世的老人被火化,他们的儿女们仍然会将之重新土葬,并且会把坟头做得更大一些,对国家来讲,并没有达到节约耕地的目的,而以前土葬时老人的丧事在农村的红白事中是办的最隆重的,并且整个自然村的村民都会参加,是村落社区的大事,推行火葬政策以后,由于村民认为灵魂被一把火给烧掉了,老人的丧事就慢慢简化了,这就逐步瓦解了村民“根”的意识,削弱了村民的乡土认同,从而消解了对村庄未来的预期,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解体.所以,应该从农村政策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实施结果出发,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和重构,使农村政策真正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使乡村社会更加趋于破败和瓦解,以达到建设新农村的目的.\x0d第二个层面的工作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环境.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乡村的田园风光有着美学的想象,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农村时,就会发现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较为突出的是村庄道路差、环境污染严重、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笔者在安徽肥西县小井村发现,村庄的道路非常差,下雨天出行必须穿上长筒胶鞋,小孩子出去走一圈就会成“小泥孩”,给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渔村,村民向笔者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湖水的污染问题,“洪湖水,浪打浪”的美丽风光已不复存在,并严重影响到村民们的饮水问题；更有很多地方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生产.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着力点,优化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x0d第三个层面的工作是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物品的匮乏在当前农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以农村医疗为例,由于市场化的改革,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大多承包给了个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合作医疗时代培养的“赤脚医生”改造成了“经济人”,推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恶化,药价上涨,农民看不起病成为一个沉重的实在,灭绝多年的血吸虫病等流行病又复发蔓延,乙肝、爱滋病、癌症等在一些农村十分猖獗,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毛泽东时代批判卫生部衙门的官老爷作风,指出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而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的条件下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消灭了常见的传染病和流行病,而当前市场化运作的医疗体系,必然以利益为指归,与广大农民的医疗需求相脱节,急需构造一个新的农村医疗体系.\x0d第四个层面的工作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笔者参加的湖北洪湖和荆门两地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就是从文化入手,以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为目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荆门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成立了腰鼓队、健美操队以及其他文艺表演小组.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日常性活动有看电视、下棋、打牌等,每月有两天是“法定”的活动日,全村的老年人在这两天都要参加活动,有文艺表演,也可以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全村老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这就会对整个村庄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重建或者强化了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使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而这正是新农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